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强力推进,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和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1-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三处强调“军民融合”,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论指导、战略地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彰显了军民融合在强国强军中的战略地位[4]。党的十八大以来,核工业迈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核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是我国核工业创建六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核工业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其指出了核工业军民融合的发展方向,也从强国强军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明了核工业新时期的发展道路[5]。
核工业是国防高科技产业,其具有战略性强、系统性强、政治敏感、军民两用、产业集中度高、社会影响面广、安全要求严格的典型特性,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6]。相应地,核电作为核工业军民融合的典型输出产业,其核动力技术更是兼具军民两用的特点[5]。军用核动力技术的发展,可以不断为民用核动力技术奠定基础;民用核动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改善核动力行业的经济状况,还能够促进整个核科技工业体系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因此,军民融合有利于核动力行业更好地履行富国强军的历史使命。本文主要从核动力行业军民融合现状与存在问题、相关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建设性意见方面进行阐述。
2.我国核动力行业军民融合推进现状与存在问题
2.1 我国推进核动力相关军民融合的现状概况
核工业是战略高科技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当前,我国核工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核动力行业军民融合面临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也有由于自身行业特性而导致的诸多具体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核工业从1955年创建以来,经历了从以军为主到军民结合的两个“30”年。核工业的第一个30 年以军为主,取得了“两弹一艇”辉煌成就。这一时期还建立了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的核科技工业体系,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核科技专业队伍,确立了核大国地位。第二个30 年,核工业逐步实现军民结合,重点转向为国民经济服务。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我国核科技工业开始了保军转民。核军工在曲折中前进,一批核军工工厂停产、转产和调整改造,整体的实力水平受到了较大影响。虽然经历一些困难,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核工业相关的基础科研、核燃料循环、装备制造等产业得到了保存和发展。核工业也完成了由比较单一的军品结构向军民品复合结构的战略转变,核电、核燃料、后处理等军民结合产业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在核军工方面、核能利用方面、核电走出去方面、核技术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核工业军民结合的局面基本形成[5]。
2.2 核动力行业相关军民融合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
核工业产业链长,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几十年的核工业发展给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其融合要求程度更高、层次更深,因此,有严重历史遗留症的中国核工业在融合过程中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特别的问题。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新形势背景下,我国核动力军民融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核动力行业现行体制不利于军民深度融合
罗琦等[7]指出我们要优化核工业体制,集中力量促进核能发展。即我国核工业的分散体制不利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首先表现为涉核央企的内部竞争受自身利益驱使,内耗不断;其次为创新资源分散,大量重复建设;再次则为分散体制不利于国内核电发展保证速度和质量,也削弱了我国核电“走出去”的竞争力;最后,分散体制影响了核安全水平的提升,核安全文化建设不足。目前,中核集团与中核建集团已经合并,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是我国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当前核工业还有至少3 家涉核集团公司,而这不利于军民深度融合,严重阻碍了战略核威慑力量建设。
2.2.2 责、权、利的管理不明确,促进军民融合动力不足
当前,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核动力行业各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责、权、利的划分不明确,管理混乱的现象。前已述及,核工业战略性强、系统性强、政治敏感,是大国地位、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其安全要求,尤其是保密安全要求非常严格,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则致力于推动信息共享、技术互用、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交互性建设,因此混乱的管理导致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并不顺畅。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还不健全,使得与核动力技术军民融合应用相关的责、权、利的界定不清。比如在商业乏燃料后处理领域,乏燃料后处理分离出的钚、铀,其所有权是否归属业主并无明确的规定。裁定后处理回收的铀、钚等资源的属性问题,以合理解决后处理及燃料循环的成本和收益,这又是一大棘手的课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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